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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的陈银儿
2019-04-16 13:36:24 48

来源:《商界》作者:王明勇

最近这半年来,只要一有机会,这个身形魁梧、面容和善的男人习惯性地早起。他不常上网,却早早打开电脑,逐条搜索网上的信息——哪里有冤案平反了、哪里又出台针对民营企业家的利好政策,他都小心下载打印成文件悉数收藏,短短几个月,不知觉间已垒如尺高。

68岁的陈银儿人生迄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他是享誉浙江乃至全国的优秀农民企业家,是红极一时的“十四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他创办的村办集体企业引发集团一度下属数十家企业、销售额数十亿元,被誉为“浙江第一村”;后一个阶段则是因为一场“极具争议”的企业改制,他一夜之间身陷囫囵,被迫在50岁那年从头开始,夹杂世俗的各种纷扰与议论,低调而又郁闷地过着“始终无法释怀”的余生。

陈银儿是那个乡镇企业繁盛时代的符号之一。他亲身经历、参与,更见证了中国经济风起云涌的荣光,却没有被时光抛在身后。

在近期最高法密集出台保护民营企业家权利等政策以及旗帜鲜明地为张文中等一批遭受冤屈的企业家“平反”之后,陈银儿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有生之年,推动自己的案件得到关注,“等到还自己清白的那一天”。

一场突来横祸

陈银儿至今都不愿意去回忆当时的那个场景。

1996年12月5日,陈银儿被安排到天津参观学习。第二天上午,正在一家钢管厂交流的陈银儿接到办公室主任打来的电话:宁波市检察院派人到公司,把公司的账本抄走了,还带走了几个人“配合调查”。

他觉得有些蹊跷。做公司这么多年,他和各级领导都相处融洽,各种大小的场合,他都是“发展集体经济”的能手,是领导口中称赞的对象和典型。他所获殊荣无数,那时他还是“十四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农民企业家,放在宁波仅此一人。

他似乎天生就是个经营能手。30岁那年,村里安排他担任村办五金厂厂长,上任1年后,濒临倒闭的工厂焕发生机,3年就在镇里村办企业中名列前茅;33岁时他被党员公推为邱二村党支部书记,而后他集约土地、大办工厂,并找到上海的一些厂家为其做加工,而后邱二村变成了整个宁波名列前茅的富裕村,并成为浙江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绝对典型。

邱二村所创造的多个第一至今无人打破:建起了宁波市第一家村办大酒店——绿色宾馆;建立了宁波市第一个村级工业区;成立了宁波市第一家村办集团公司——宁波引发集团有限公司;办起了宁波市第一家综合购物娱乐中心——宁波凤凰购物(娱乐)中心。他所在的企业是宁波第一个走出国门的企业,在美国加州建起了近千亩的加州淡水养鱼基地;他所在的企业是各级领导必来参观之地。他名声在外,在宁波几乎无人不知。

事发突然、内心困惑,陈银儿还是小心翼翼地给当初派他去考察、按理知道内情的领导打电话。领导告诉他,你快点回来,把问题讲清楚。电话瞬间挂断。

在莫名而又有些恐惧的心理驱使下,陈银儿本能地想到避一避。来不及做任何准备,他辗转去了中国香港、美国,最后落魄而又身无分文地到了菲律宾。原本熟识的朋友最终没有见到,他被安排寄居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小木屋子里,四周散发着阵阵恶臭,他语言不通,饥饿凄冷,终日内心惶惶。

他急于搞清楚真相。而后他给时任宁波市主政领导写信,希望替他“做主”——杳无回音。后来他从一些渠道得知,当初替他给领导送信去的办公室主任,被扣押;信到了该主政领导的手上,领导未做任何表态,相反一直追问他在哪里。终于有人带消息给他,他得罪人了,得罪的,正是这位主政领导!

难逃一劫。3个月后,陈银儿被当地公安部门派出人员抓捕。他被抓之后21天,父亲急火攻心,撒手人寰。

因言结下的怨

在陈银儿的记忆里,他和这位领导素来无太多交集。如果说得罪,印象中大致有以下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北京开会的时候,那时该领导在省上任职,正好坐在他的身边。旁边有人介绍,说这是省里某领导,“我当时觉得大家不在一个地方,工作上也没有交集,认识了也没有用”,会开了1周,两人也就一直冷坐,也没怎么说话,“可能让人感觉很不爽”。

没想到几个月后,该领导空降宁波。紧接着就发生了在陈银儿看来“让对方又不爽”的第二件事。不久,领导来邱二村视察,新官上任,本该讲些皆大欢喜的话语,哪知,“不识时务”的陈银儿却去向领导提起了要求,要求出面协调解决企业久拖未决的扩张用地的事情。这种“下马威”式的汇报让领导几乎下不了台。陈银儿事后回忆,领导脸色铁青,当即回复他,今天不讨论这个事情。

第三件事在陈银儿看来“纯属意外”,但自己的灾难恰因此而起。1996年5月,陈银儿在宁波新园宾馆大堂等客人时碰到本村村民方杰,出于对小弟的关切,问及对方近况。对方回答,在做期货,已亏损5000万元,不过可不用还。陈银儿大惊,后得知此钱是找宁波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所借,虽自己也不知信托为何物,但想必风险极大,他撂下一句话,“做人要走正道,你这样查起来会坐牢的,不要去搞歪门邪道”。

陈银儿并不知情的是,此时的宁波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正坐在“火山口”上。这家本是为解决地方政府建设融资而设立的机构,在成立的短短几年内,却吸纳了大量的社会资金,成了向社会吸储和发放高利息的“民间金融机构”,短短几年下来,已经造成严重亏空,随时可能东窗事发。而这家机构的副总经理,正是主政一方的那位领导的儿子。

这本来是一个看起来“人之常情”的小事,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下,他的这一“提醒”被看做了一种示威或警告,并无形中对人构成了威胁。

随后不久,陈银儿被人带话,让他少管闲事。再之后他得知,当初自己的话很快被传到领导那里,有人在领导面前说了他的很多坏话。

一些有形无形的因果由此交织,他被安排前文所述的“出差”,随后被查。

在得知是主政领导故意“整”自己后,陈银儿满腔的愤怒而后变成了一种执拗的“反抗”,他不想自己轻易认输。

辗转中国香港、美国、菲律宾期间,他开始给当地纪委写信,反映该领导的违纪行为,凡是他所知道的相关部门都寄一份。信几经辗转,却到了该领导手上,领导震怒:“陈银儿到处举报,太猖狂了,必须给他颜色看看。”

唯一获罪者

1997年3月,“村级干部”陈银儿被羁押到杭州。

他被审查了3个月,未被查到任何贪污和倾吞资金的事情。一位处长告诉他:“老陈,你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回去了。”久之,这位处长还和陈银儿成了很好的朋友:“你需要什么给我说一声,我买给你。” 

但他并没有获得自由。几天后,宁波检察院反贪局将陈银儿从杭州带走,他被关到了奉化市公安局看守所。

1997年底,他被地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以企业改制时挪用转制公款和行贿罪双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6年。

在陈银儿看来,这几乎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冤案”。

上世纪90年代初,为解决乡镇集体企业因产权不明晰而出现的种种问题,宁波率先在全国启动了集体企业改制工作。

事实上前期改制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1994年9月13日,鄞县县府下发的126号文件,明确要求“在年内基本完成全县乡镇企业的转制任务”,并将之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办。

至1994年年底,宁波引发集团等仍未完成改制任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作为集体企业管理层的这些人们根本拿不出大量的钱来收购企业。

为了推动改制,地方体改委的人员还专门来到引发集团,手把手地指导陈银儿开展工作。鄞县地方政府其后出台了一系列操作规定:个人可以先以原企业的名义向银行贷款,用贷来的款控股企业,转变机制。其后,转变成了私营企业的公司再向银行贷款,偿还原公司的债务。这种“承债过渡”是当时转制过程中通用并被默许的一种“擦边球”做法。距离引发集团20公里之外的青春服装厂(后改为雅戈尔公司)、杉杉服装厂均是按此种模式得以改制完成。

为了搭上改制的末班车,陈银儿1994年12月连同村委共7人成立了过渡公司——银大公司,并由引发集团出面向银行申请贷款2000万元作验资资金注册银大公司,随后再以银大公司名义向银行贷款,并由此完成“摘红”的任务。整个过程一气呵成,用了不到15天。

至1994年年底,鄞县5032家乡镇集体企业中,95%的企业均完成了改制。但距离引发集团已经改制完成两年时间后,他却因“挪用资金”获罪。在宁波数万家同样以此模式改制却获罪的,独此陈银儿一人。

宣判会上,原本仅能容纳100多人的法庭被蜂拥而至的村民挤满,律师慷慨陈词,并拿出当时改制时的政策红头文件以证清白,全场雷动,法官哑然——不过于事无补,他依然被判有罪。

一审判决之后,他提起上诉。二审期间,律师出具了包括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总干事、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学教授陈光中等在内的国内8名顶级法学专家的专家论证意见书,一致认定陈银儿无罪。但未被采纳。

艰难复出

1995年,引发集团在全国最大经营规模乡镇企业中位列第86位。陈银儿曾为引发集团做了一个宏大的“九五”规划,要以“最高的目标、最大的胆略、最快的节奏”为经营理念,成为“以房地产为主横跨九大产业的多元化大型跨国集团公司”,到2010年进入全国最大企业1000强。

他入狱期间,未经任何事前知悉与协商,总资产近10亿元、下属42家企业的引发集团被拍卖,2000多名员工被强制遣散。场面颇有些悲壮而又伤感,“一张原价3万元购入的办公桌,800块钱就卖掉了”。

1998年5月,那位权倾一方的领导终究被查。公开的起诉书显示,有关部门在多次审计、检查中发现并指出宁波信托公司的严重问题,该领导得知后却故意掩盖事实真相,在被告人的支持和纵容下,该营业部长期违规经营,其对国家资产损失及经营亏损达人民币12亿元。该领导以滥用职权罪、受贿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其妻子、儿子均涉案被判刑,在国内轰动一时。

领导落马后不久,陈银儿被“假释”放出。他在狱中已服刑3年零4个月,已身心俱疲、华发白头。

此时,距离宁波第一批集体企业改制已过6年时间,那些同等重量级的企业已绝尘而去,雅戈尔、杉杉纷纷上市,奥克斯在国内四处出击、广泛布局。

他面临着一个全新而又陌生的世界,出狱之后数日,他寄居于亲戚家里,靠人接济度日,闭门不出。

回避终究不是办法。在众人劝说下,他借了5万块钱,在50岁那年不得不重新创业以维持生计,所从事的行业也选择了“毫不起眼、收效缓慢”的园林行业。他在附近乡下圈了一块地、进了批苗,吃住都在园里,三伏天戴着草帽一根一根的浇水。

幸运的是,那几年地产行业红火,经过几年发展,园林公司终算有了一定的基础。转机来自于2003年,那年鄞县政府迁新址,新办公大楼急需将绿化完善。苗木夏天栽种本不易存活,宁波市内所有的公司几都放弃。

出于农民出身的多年经验积累以及毫无退路的勇气,陈银儿果断地揽下了这个活儿。他琢磨出夏天种树“根深、少叶、勤水、缓浇”等要点,而后又远赴安徽亲自采购易活的树种,起早贪黑4个月下来,树苗存活率达到了95%以上。他由此在宁波园林界声名大噪。

在企业基本面稍有改观之后,2005年,用仅存的一点积累,他分期付款买下了一家外资钢管企业,随后他用钢管厂做抵押,向银行贷款,在安徽开办了一家管桩厂和房地产企业。

2008年,因城市扩张,原有钢管厂拆迁。就在这年,一家由纯粹由外国人投资、入住皆为外企的北欧工业园区因经营不善、拟寻人接盘。在经过一番调查后,陈银儿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收购北欧工业园。3年之后,宁波地铁开通,终点即设在工业园边上,所购地块大大增值;北欧工业园几经梳理和整改,而今也成为浙江省税收亩均最高之一的工业园区——他从不缺乏远见和魄力。

申诉,申诉

但一些事情终究无法回避。因案件带来的后遗症,20年来,他自称像梦魇一样几乎无处不在。

北欧工业园位于宁波镇海区开发区内,年纳税愈2亿多元,本是浙江省11个著名特色国际产业园之一,也是一带一路上的重要连接点,省上、市里均针对此类园区有专项的出口退税等政策。他去区里、市里申请过几次,材料都递交了两三回,但未得到任何答复。到最后,相关人员干脆避而不见。浙江省内所有的园区,它是唯一一个没有享受到相应政策的园区。

到后来,陈银儿也认了,也不再去找人了。一些私下里有些交集官员,闲谈之余告诉他:“老陈,其实我们都明白怎么回事,但我们也不知如何是好。”

一些事情还是时不时会触动他敏感的神经。2018年10月,省上有重要领导来视察,指明要来北欧工业园参观。陈银儿备受鼓舞,他指示园区上上下下把清洁做了一遍,还把汇报材料认真的预演了两遍。当日,领导来访,不过当陈银儿按流程准备座谈会时,领导被地方相关部门安排去了其他地方,前后过程不到10分钟。

陈银儿无数次想象过这个场景,如果当初没有获罪,自己及自己的企业又会怎样?但一切终究没有如果。

——他一直在为翻案努力。但一些有形无形的阻力早就超出了他的想象。

1999年7月,陈银儿在狱中委托自己的大姐前往浙江高院递交申诉材料,坐等半日,一位工作人员接待了他的大姐,填写了一份表格,而后叫回家等消息。这一等就是3年多,后被告知,维持原判。

此后忙于生计,由此搁置数年。2006年,一位自称“中央有关系”的人经人介绍认识,来人言之凿凿,自称可以帮其“平反”。陈银儿好生款待数日,并凑够了数十万元“代理费”交由此人进京打理。一过又是2年杳无音信,而后在律师的帮忙下调查得知,来人却用此钱在北京购房,希望再度破灭,双方不欢而散。

2014年,陈银儿生了一场大病,一卧不起。那一年,他官司缠身、银行收贷,感觉是天塌地陷,几乎就挺不过来了。一位老友来看他,告诉他,你陈银儿曾经这么辉煌的一个人,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走了。他说,冥冥之中感觉有如神助,自己一定要挺过去。半年之后,他倔强地站了起来。

2018年底,当最高法释放出为一批遭遇冤假错案的民营企业家平反的消息后,陈银儿觉得自己看到了希望。他连夜托人打听到一位国内著名的法学专家,并亲自带着材料远赴千里登门求访。专家郑重地告诉他,老陈,你的案子从材料上看有重大错判,但是,时间已久,想要翻案从程序上讲还有很多现实问题要克服,难度极大……

2019年过年期间,那个他无法释怀20年、当初执意“办”他的领导,托人带话给他,希望能见他一面。他拒绝。该领导不甘,又亲自电话他。陈银儿反佶:“这20年来我家破人亡,你还有什么必要见我?!”

怎么和解?记者采访时,陈银儿指着墙上一幅幅相框做介绍。那里挂着诸多国家领导人曾来访时他当时接待时的场景,那时的他风华正茂、高楼正起。有段时间他让人把这些藏了起来,后来他觉得还是挂上去的好。

企业越做越大,财务成本和银行贷款也增多,这两年经济下行,加上年龄渐长,陈银儿也备感力不从心。68岁的他说,自己喜欢的解压方式就是K歌,有时唱着唱着,想到这辈子吃过的苦,以及命运的弄人,眼泪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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