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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界者,郎咸平

彭梁洁 3个月前 0 商界原创

摘要:越界者,一谓跨界,二谓越过边界。

越界者,一谓跨界,二谓越过边界。

出生于台湾、远赴美国留学、在香港任教而走红于内地,郎咸平一直在不同的环境中“求生存”,在众多身份中来回切换,毁誉参半,成为“越界者”。

三十而“立”

2005年郎咸平在接受杨澜采访时说:“你从小就是好学生你不会理解,我们这种差生是没有话语权的。”

1956年,郎咸平出生于台湾桃园,祖籍是山东潍坊。

小学和初中,郎咸平成绩并不好,他也因此没什么自信。

那时候隔壁班同学过来跟他借水彩笔,郎咸平都会双手奉上,“太激动了”,郎咸平甚至清楚记得那个同学的名字。

后来,郎咸平在台湾东海大学、台湾大学经济学研究所主修经济学,硕士毕业之后服了两年兵役。

在校期间,郎咸平曾有过一次考试作弊被抓的经历,后来就一根筋地想证明,靠自己也能考好,结果拿到99分,这种成就感第一次激发了郎咸平对做学问的浓厚兴趣。

1983年,郎咸平一边做记者一边申请留学,终于等来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系的录取通知书,自费。

沃顿商学院是美国第一所也是最著名的大学商学院,连续多年在英国《金融时报》“全球最佳商学院排行榜”中名列第一。

从那时候起,郎咸平才找到自信,“发现自己在某些方面有些天赋”。

他的天赋是,两年时间拿到硕士学位之后,仅用了半年时间完成博士论文,取得金融学博士学位,据说是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最快的人。

那一年,郎咸平30岁。

“我是研究公司治理这一问题的国际权威,也是迄今为止亚洲在这个领域取得国际层面认同的第一人。”后来,郎咸平在公共场合这样介绍自己。

郎咸平说这话是有底气的。

在相关领域重量级刊物发表论文的数量及论文被引用次数,是学术界衡量权威性的重要标准。

在沃顿商学院金融系,郎咸平研究的方向是corporate finance,即公司金融。毕业之后的八年,郎咸平辗转于美国多家知名大学执教,并在纽约大学获得终身教职。

作为Larry H. P. Lang,郎咸平在全球经济学和金融学TOP3期刊杂志上发表论文21篇,与郎咸平的名字一同出现在上面的不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其论文被引用次数超过2000的不在少数,全球排名100位左右。

这是什么概念?

有人评价,“在这种杂志上发表三篇在美国就可以评终身教授了”;而其数量和被引用次数也远超国内众多著名经济学家(如林毅夫、李稻葵)。

如今,郎咸平已经离开学术圈很多年,后期《郎咸平说》一系列书,并不能列入学术讨论范畴。如果因为他的人品和道德问题质疑其学术水平,显然有失公允。

“郎旋风”来了

高中时,郎咸平读到革命党人林觉民的《与妻书》,从此奉为楷模。“这个人在妻子怀孕的时候能为了一个理想就投身革命,让我很受震动。”

因为“做学问太冷清”“在国外,除了做专业研究和教书之外,不可能再有更大的发展”,1994年,郎咸平漂洋过海来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

郎咸平是希望有一番作为的。

2001年初,香港特区政府修订《证券及期货条例》的议法会上,郎咸平在没有受到邀请的情况下只身前往,针对投行操纵股市的现象,舌战十大投行的25名律师,不输丝毫。

无奈反响寥寥,“香港人只在乎股票赚多少钱、房地产什么时候涨”,郎咸平依然没有用武之地。

相对美国和香港相对成熟的资本市场,内地的改革开放无疑提供了太多机会和悬念。

郎咸平刚好具备这种能力,也接住了这个机会。

2001年,郎咸平公开炮轰上市公司德隆,一战成名。

德隆公司当时如日中天,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其掌舵者唐氏四兄弟是各类风云人物榜的常客。

当时,郎咸平的团队在多个城市工商局奔走,拿到德隆全部股权资料,拼出德隆系的股权结构图,“德隆自己未必都这么清楚”。

透过德隆版图,郎咸平直指关键问题——一定会造成资金链断裂。然而这一点一经提出,便遭到各界打击。

实际上,在此之前,郎咸平在深圳交易所演讲时就提出过德隆的问题,却引起深交所老总的不满:“我们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而三年后,德隆系崩盘,巨人轰然倒下。

随后,TCL、海尔和格林柯尔等大型上市公司,都成为郎咸平的靶子。郎咸平也借此登上财经版面的头条,在人民群众中混了个脸熟。

期间,郎咸平“平地惊雷”的观点和行为让他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争议与赞美齐飞。

他多次发文批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宣扬“国退民进”;极力强调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学习美国的做法,积极推动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

有人说,郎咸平以蚍蜉之力,揭发上市公司黑幕,在中国股市刮起一阵“郎旋风”,“郎监管”的美名也越叫越响。

也有人说,郎咸平这样的“扒粪行为”完全是为了钱,看似保护中小股民利益实为民粹主义,为自己谋取私利大开方便之门。

其间,“人民币应该再贬值2%以打击进入中国市场的游资”、“中国企业如要做大做强,只会造成悲剧”等观点都曾引起轩然大波。

当年有些事,至今对错尚无定论,但郎咸平确实“红”了。

财经界的谢霆锋

“看我节目的人多吗?”“不少人固定收看”。“有《环珠格格》受欢迎吗?”“你想做‘小燕子’?”“想。”

在美国和香港求而不得的,郎咸平在内地都一一收割。

2004年,《财经郎闲评》在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频道开播,这是一档财经评论类节目,郎咸平是主持人。

节目一播出便引起轰动。

数据显示,节目开播三个月,收视已跻身上海有线电视节目收视率排行前三名。

那时候,互联网的发达程度还远不及现在,大众媒体仍然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郎咸平的成功,一方面也是受益于信息不对称。

这个有着国外留学背景、知识渊博的学者在电视屏幕里析精剖微,用人们听得懂的方式将生活中的经济学现象讲出来,似乎也不赖。

有此天时地利人和,郎咸平也成为最早一批被电视台包装出来的“学者明星”。

当时一个流行的段子是,上海女人有三大爱,路易威登的包、卡地亚的手表,郎教授的脱口秀。

郎咸平享受站在镁光灯下的感觉,也从不掩饰自己对于成名的渴望——希望做财经界的谢霆锋。

郎咸平非常清楚大家想听什么,也深知博得眼球的奥义。

在回应关于炒作的质疑时,郎咸平说:“任何人都有炒作自己的机会,任何人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机会,问题是别人是否接受你的炒作。”

2006年,《财经郎闲评》停播(后更名为《解码财商》),官方说法是郎咸平“普通话不过关”,后被曝出是因为揭露的问题伤害到有关部门利益。

2007年,郎咸平转战博客,阅读量10万+是家常便饭,媲美当时的博客女王徐静蕾。

2009年,郎咸平与广东卫视合作推出的《财经郎眼》,打着“让经济学生活化、媒介化”的标语面市。

重新夺回发声阵地,郎咸平的言论却似乎开始跑偏。

“中国经济未来已经无可救药”“新帝国主义在中国”……这些年,此类夸张言论屡见不鲜。

而郎咸平也因此失去了一些最初支持他的粉丝。

“言论过激,充满阴谋论”“说来说去都是那几个观点”“写的书,标题都是问句,再看内容,硬生生找不出答案”“公司金融专家硬要对宏观经济指手画脚,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有人将原因归于郎咸平受到之前停播事件的刺激,向国内现实妥协,干脆一心一意赚钱去了。

人设崩塌

所有命运的馈赠,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2010年,网易做了一个《造谣者郎咸平》的专题,对其观点和学历进行公开质疑。

这个专题虽因其动机“主观性太强”争议颇多,却拉开了郎咸平声名日下的序幕。

这几年,除了“越来越不好好说话”,郎咸平主要被冠以“三大罪状”——为郭美美洗白、私生活混乱、为P2P平台站台敛财。

2011年,“郭美美事件”引发红十字会危机,8月,郎咸平专访郭美美母女并为其洗白,其在一部分人心里“仗义执言”的形象土崩瓦解。

2015年12月,郎咸平站台过的泛亚财富被指诈骗,22万投资人的400多亿现金打了水漂。

其后多次,郎咸平在参加活动时被投资人围堵、谩骂,公众形象一落千丈。他的难兄难弟还包括同样为泛亚站过台的宋鸿兵。

今年4月,郎咸平在多地参加活动均被围堵之后,他在云南的企业内部讲座被取消,因当地公安局下发紧急通知,称收到情报,泛亚投资人已聚集400人下午将前往会场声讨。

此后,望洲财富、快鹿、合拍贷……郎咸平站台过的多家P2P平台纷纷“踩雷”,他被指利用公众人物影响力、不负责任大肆揽财,吃相太难看。

随后,郎咸平及其子郎世杰、郎世玮的投资图谱也被挖出,郎世杰是快鹿的股东,郎世玮是合拍贷的股东……总之各种“坑爹”。

这几年,郎咸平确实生财有道。

我们可以知道的来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工资(香港中文大学教职)、做节目及版税、各种活动的出场费。

作为香港中文大学最高学术级别的教授,郎咸平的年薪至少上百万。

除了《财经郎眼》节目的薪酬,这个大IP的“周边”《郎咸平说》一系列图书也成为郎咸平一笔不少的进账。早在2011年,郎咸平就以485万元的年度版税收入,登上作家富豪榜第9位。

此外,坊间传言郎教授的出场费为六位数,有人说是25万,有人说是60万,最忙的时候,据说他一个月能跑20场。

在一些路透的文章里,郎咸平被描述成一个非头等舱不坐、为5000元日常花销就斤斤计较的人。

2016年,郎咸平与小三上演狗血剧情,一篇《做牛做马别做郎咸平的小三!退2套房,背900万巨债》的文章让人哭笑不得。

郎咸平不仅因此私生活败露,“商人重利轻别离”,其在背后的精于计算甚至让同情小三的声音成为主流。

历史的欠账也到了清算的时刻。格林柯尔创始人顾雏军前几年出狱,直指当年郎咸平“收了400万港币受雇批评我”。

接二连三的风波之后,郎咸平的人设彻底崩塌,嗜钱如命的标签怕是怎么都摘不掉了。

越界者

“从小成绩就不好,从小就是为了求生存”“一个求生存的人是谈不上什么理想的”——郎咸平这样说过自己。

“求生存”的郎咸平一生似乎越了三个“界”:

其一,从学者身份“出走”,转行做媒体,后又成为“演讲明星”;

其二,作为公众人物,私德饱受诟病;

其三,超出社会认定的、知识分子本应具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设。

对于一个做学问的人来说,相比圆滑、高谈阔论、生财有道,固执、潜心治学、不求名利,这样的人设才是容易接受的。

而郎咸平,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一个知识分子的所有设定——这太让人们愤怒了——连“修身、齐家”都做不到,遑论“治国、平天下”。

郎咸平生于台湾,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外不受国内学者“体制内思维”的束缚,内免于旧式知识分子道德情操的自我约束。

而年少时的不如意,让郎咸平比任何人都渴望成功,也更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话语权”。

如今对于自己辛苦博得的名声的透支,短期利益和长远回报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郎咸平不会不懂。

或许郎咸平的世界里没有得失,只求“生存”。

而名与利、话语权,已经变成“生存”本身的意义。

2011年10月,郎咸平被网友评为“中国底层九大意见领袖”之一。这也意味着,人们认为他应该担起“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的义务。

然而,郎咸平始终没有学会,“一旦开口,就要负责”的道理。实际上,他从来只对自己负责。

主流经济学家对郎咸平甚是不屑,然而在这个时代,郎咸平的存在并非没有意义。

不管是为了什么,他至少说了一些真话。

例如郎咸平说,马云是毁灭者,让中国走上不归路。

字面上看,完全是危言耸听,但其论述中提到阿里巴巴的垄断地位对创新的负面影响,意义深远。

例如郎咸平说,中国企业不要做大做强。

违背常识的背后,郎咸平道出了“为了做大做强,一味寻求大肆并购而没有积累”的逻辑,而他强调的“要时刻关注现金流和投资回报”这一点,也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何况早些年,郎咸平的一些预言和提醒都成为现实。

此外,炮轰德隆时的郎咸平至少还撕开了一个角——在此之前,国内上市公司几乎没有被公开质疑的接受度。

去年,郎咸平已过耳顺之年。

耳顺是说,到了六十岁,好话坏话让人家去说,自己都听的进去而不会动“气”。

到这个境界,当是波澜不惊,可以举重若轻了,但还未达到从心而欲的地步。

不知道被泛亚受害者围堵在车里的那一刻,郎咸平在想什么,是否真的能做到镇定自若?

或许他一直都在回味当年隔壁班同学来借水彩笔时,自己激动的样子,和那种“有用武之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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