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平:向天要回17年

3个月前 1 商界

摘要:监狱关乎自由,更是一场关于生死的心理测试。无论是大企业家们如黄光裕、徐明,还是小人物们如王建平、赵树海,自由地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文丨本刊记者 孙 锋

“死”了一次的王建平又回来了。

2013年7月2日,天气很好。作为“杭州萧山杀人案”的疑凶之一,王建平被判死缓已被关押了6 000多天,也就是17年半。

在狱中,王建平曾无数次幻想,自己出狱时的样子:他要仰天长啸,自己终于清白了;他要跪在老母面前,你的儿子回来了;他还要找到当年判他入狱的法官,证明对方是错的……

当法官当庭宣布他无罪释放时,他却一言不发,只是在法院门口与母亲、弟弟合照了一张相,把无罪判决书码得整整齐齐,摆放在母亲胸前。

从21岁到39岁,整整18年的时间就这样荒废掉,剩下的时间还有意义吗?王建平走出法院那一刻,就急不可待地想用后半生把日子补回来。

王非英雄,或许最终也难成英雄,但他试图做的就是借助商业找回尊严。

两年后的2015年11月20日,王建平打着红领带,系着红围巾,笔直地站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粗眉紧锁,嘴角绽笑,等着他抵押了全部资产投资的广东顺德莫尔厨业挂牌Q板。

生死有命,富贵在人。这就是王建平。

人人心里都有座监狱

——你觉得我像是杀过人的吗?

王建平背着杀人罪,足足17年,却始终并没见过被谋杀之人。

许多时候,让我们停不住思考的不是那些所见的结果,而是那些看不见的如果。所以,如果没有17年半的牢狱之灾,王建平是否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1995年,王建平21岁,他开过一家台球室,获得当地第一张营业牌照,经营过夜排档,捣鼓出了广告装潢公司。如无意外,这个年轻人身上会存在许多的商业可能。

然而,“如果”戛然而止,手铐从天而降。警察通过“目击证人”提供的线索,指控王建平于8月12日夜,与多名同伙谋杀了一名出租车司机。

齐天大冤。在审讯室,王建平“用头撞墙,撞过去又弹回来,再撞”,顶着满头的血包,选择最极端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清白。他终究没能如愿,在“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的判决下,1997年6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其死刑。

愤怒、仇恨、挣扎、绝望……都化作四个字——无能为力,就像一滴水消失在水中。

1997年首次大修的刑诉法生效,“疑罪从无”的原则确立,这让王建平看到一丝希望。然而,浙江省高级法院在综合考虑了证物、证词的情况下,还是以没有根据的“疑罪从轻”原则改判王建平死缓。

哀莫大于心死,好在枪下留人。王建平待在漆黑的禁闭室,“脑袋空白掉了,魂都没了,信念没了,好像没人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无所恋的王建平趁狱警不注意,拿了保管室的钥匙,悄悄地磨平,用左手拿着在右手手腕上划,在划到手腕筋骨时,无奈钥匙太钝划不动,改用右手,在左手手腕上划,忍着疼,听着皮肉吱吱地叫着,血迅速渗透了被褥,心情却越来越平静,“所有事情好像都和自己无关了”。

好在狱友及时发现,王建平死里逃生。

“死”了一次后,王建平决定活下去,他曾幻想睁开眼只是一场梦,甚至看着手腕的伤疤幻想自己已经死了;不过,他更想的是有一天自己能够出去,告诉全世界,自己是冤枉的。

倔脾气的王建平拒不接受改造和认罪,“一旦妥协掉,你就被自己打垮了,成了一滩屎。即使表面上的妥协心里也会很痛苦,但不妥协问心无愧。”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妥协也意味着另一种痛苦。作为拒不认罪的反改造分子,王建平被押往条件异常艰苦的新疆服刑。没日没夜地跪在地上种棉花、摘棉花,每天3个酸馍馍,一碗漂着油星的汤,成了王建平终生难忘的8年时光。

2012年,王建平被狱警提审,锁在距离审案人员4~5米外的凳子上,当对方说出“我们是浙江高院”几个字的时候,王建平愣了两秒钟,猛的把凳子拖到审案人员面前,扯掉外套,光着膀子喊“等你们这么多年,你们现在才来”。

正义来得虽晚,但还是来了。

三年后的今天,聊起17年的遭遇,王建平总会用抽烟和停顿刻意压制自己的情绪,“曾经想着去报仇、去报复,还有很多放不下,这里还没真的走出去,”他指了指自己的心窝,“还是要适应,要适应。”

走出监狱大门那刻起,王建平一直努力想让自己“正常”,不去想过去,因为“每次谈起遭遇,都像又回到从前经历了一回”。

事实上,最难走出的,还是心里的监狱。

我就是土鳖

走出监狱,王建平的世界还在17年前。

他要学习“红灯停,绿灯行”的口诀;熟悉感应式水龙头没有阀门;认识手机,接打电话;学习忘记了的家乡话;甚至还要习惯他离开时还是泥巴路和稻田的家门口,已经高楼万丈,而他的家,成了危房。

过去的时间回不去,甚至记忆里的地点也只能靠回忆。关了自己3个月,天一黑,王建平还是习惯开着灯上床睡觉:双手紧紧地环抱在胸前,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早晨6点准时惊醒,姿势丝毫不变。然而,那个头发一撮撮地掉的脑袋,迫切地想要证明,证明自己还活着。

怎么证明?

“尽管无罪,出来后很多人还是带着有色眼镜看我,骂我曾经是任人踩的土鳖,一辈子都是土鳖”。王建平用手指不断地敲着桌面说,“我就是土鳖,当年背着这么大黑锅我一样活得好好的,现在一身轻,我要变得强大,深深地记着所有人。等我有一天强大了,我要请那些说我土鳖的人吃饭,‘看,这就是你曾经说的土鳖王建平’”。

咬着牙,连续4个“我要请他们吃饭”,似乎说明不服输的王建平又回来了。

出狱后不到半年,王建平拒绝了朋友“包几亩地种,娶个媳妇生个娃”的建议,“我的17年只是插曲,我不想别人只记得那17年,我还有下半辈子。”

“所以你才在3年里折腾这么多生意?”记者问。

“不在商业上折腾,我还能干吗?”王建平答。

商业成了王建平甘愿付尽一生再去获得身份、价值认同的唯一途径。

2013年底,获得196万元国家赔偿,还有地方政府提供的低于市场价的一套住房和店铺后,王建平与朋友开了一个木箱加工厂,想通过低价收进,高价卖出,扣除运费、加工成本,获得中间的差价利润。为了找到最便宜货源,刚刚拿到驾照的王建平开车到山东临沂深山去找原材料。

王建平想以低价、过得去的质量抢占市场,不曾想,客户接受条件后,反复拖欠货款,“拖欠一个月还好,很多是长期拖欠。长期拖欠还好,又有很多拖欠后不再跟你合作”。亏了10多万元后,生意陷入停滞。

首次创业的不顺,让王建平很气愤,表面平静到家后,突然就会发神经地忍不住对着空气大骂一顿。“攥着拳头捶墙,摔手机,摔完了又心疼”。

疼了不到1个月,王建平买了一辆30多万元的途观,招了4~5个老朋友,花了2万元注册了代驾公司。去酒吧、餐馆发了厚厚几沓名片后,王开着车子满城里转悠。然而,消费场所早就有了固定的代驾途径和资源链,王建平等后来者很难获得突破。

做到最后,王建平又发现,自己在管理上也“义气”用事,没有明确的收费标准,导致客户与代驾司机通过现金支付的过程很难管控。更大的风险是,萧山地区豪车云集,“小兄弟们都是新手,哪天接到豪车不会开,刮到、蹭到赔不起”。

再次面对失败,“不,不是失败,是我觉得那些生意不靠谱,主动结束。”王建平纠正说。

不承认失败的王建平在经营代驾的档口,又分别投资了50多万元,在广东种了300多亩的水稻和芹菜;投资了“不方便透露”的资金,到一家需要追加数百万元投资的主题酒吧。

短短一年,四段生意,王建平急不可待地走过了许多平常人的一生。

望着窗外,王建平目光穿过细雨打湿的玻璃,外面的世界扭曲得很奇怪。17年,制造业、房地产、互联网的暴雨轮番冲刷中国的底层商业形态和结构。17年前原罪、野蛮的商业模式已经被无限地边缘化,这个花花世界有太多的新东西需要他再次认识和熟悉。17年的空白,消磨掉的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

他想要拼命追赶,快速成功,“哪怕粉身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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