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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志:一个阶层的大声喊
2012-03-09 09:25:43 2152

来源:商界

由崔永元主持的“打工春晚”,将王德志推到公众面前。这位憨厚的中年人所展现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台简陋而温馨的春晚,他的身后,还凝聚着中国数千万打工者的“大声喊”。

文/《商界》记者 潘 灯

在朝阳区边缘的皮村,记者见到了“打工春晚”的操盘者王德志。在央视已经无法垄断“春晚市场”的2012年春节,这场春晚因由农民工自导自演而独树一帜,更因意外地请到崔永元主持而火速蹿红。

只是,在那一片喝彩声中,是否也有人静下心来细细体会,剥开精彩纷呈的外壳,去看看其内里包裹着的一个“低微”阶层发出的集体呐喊?

一场关于命运的抗争

柏油公路的末端是绵延一公里的两排破旧单层民房,王德志身穿一件干净而简陋的羽绒服早已等候在小院门口。握手时,才发现他的手已经冻得冰凉,如针刺一般。

王德志出生在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旗跃进马场,家里靠20亩葵花地维持生计。儿时的他成绩很好,总是梦想通过考学走出农村,但贫寒逼迫他刚念初一便辍学。1995年,王德志已经虚岁二十。出路应该在哪里?王德志自诩调侃,又善于表达,他想到了去北京说相声。

那年全家的收入共1500元,王德志偷偷揣上700元,挤进了开往北京的硬座。到站已经是傍晚,第二天一早,他赶到中央电视台的传达室。“我想参加今年春晚的相声。”透过厚厚玻璃上的传声孔,王德志向传达员喊话。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瞟了他一眼,用“京片子”回了一句,“哪儿来的呀?”接下来,她再也没有看他一眼,只是低着头告诉他,今年的春晚已经录完了。随后,王德志被一队上访的外地人推了出来。

深秋的北京阵阵寒意,中央电视台前的长安街上车水马龙。呆下来吧,学相声,王德志作出了决定。可待下来又谈何容易?捏了捏兜里的600元钱,王德志被命运甩进了数以百万计的打工队伍。

一晃已是2002年,他离相声的梦想已经越来越远。这年,他从《北京晨报》的中缝广告中看到了一则相声培训的广告,交了400元学费。师傅门下收了不少和王德志一样怀揣着文艺理想的农村来的打工仔,但唯独偏爱他,因为他勤奋好学,而且是唯一一个不拖欠学费的。师傅甚至将自己的孙子配给王德志当“捧角儿”。师傅经常安排徒弟们去工厂、社区和部队义演,王德志终于有了登台说相声的机会,也因为这些舞台认识了孙元、孙桓等与自己有着同样身世和理想的人。他们越走越近,“新工人艺术团”也渐渐有了雏形。

王德志说,此前自己就像被洪水冲走的蚂蚱。洪水卷来一个面包,他就啃几口面包;洪水卷来一口白菜,他就咽下白菜。只有和哥们儿们在一起,那才像是踩到了小绿地。也正是在那时候,王德志有了最懵懂的“阶层意识”:既然都是外来打工者,他们只演反映这个阶层的节目,也只给这个阶层演出。

子弟学校,改变孩子未来的真假命题

2002年前后,香港乐施会给王德志所在的艺术团提供了首笔资助:全团10多个人,每月能领到2000元的工资,但要完成平均每周一次的义演。这一年,打工艺术团开始吸引了媒体的关注。崔永元的“小崔说事”请过他们,外省市的电视台也请他们录节目,纸媒的采访更是铺天盖地。建筑音像出版社的某领导得知这个消息,力排众议地给他们出了一张唱片。因为这名领导早年也在建筑工地工作过。

《天下打工是一家》这张唱片卖得很火,艺术团总共拿到了7万多元的版税,这是他们平生得到的最大一笔劳动所得。怎么用?一位兄弟提出办个打工学校。没有一个人反对就定了下来。在京郊的金盏乡,他们租下了几所平房,筹备起了“皮村同心实验学校”。

那时候,王德志和几名兄弟还挤在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平房里,墙壁没有粉刷,冬天靠煤气炉和几床厚被子取暖。他们“天真”地坚信,可以通过教育让这个“阶层”的孩子们在成年后离开他们的“阶层”。他们认为,这笔版税只有这样分配,才最符合他们的“阶层意识”。

他们聘请的老师一半持有教师资格证,还有一些是打工者里的民办教师,剩下的是志愿者,但他们的学校始终没有取得市政府认可的“办学资格”。“这学期开学没有问题,但下半年还能不能办,我也不知道。”王德志平静地对记者说。市里“清理”打工子弟学校的进度几乎和城市化的速度如出一辙,城市开进到哪里,这些学校就毫不留情地从哪里消失。如今,市政公路已经修到了学校,钢筋混凝土伴随的轰鸣也奏响了金盏乡的开发热曲。父亲们把自己的苦力融入到城市的未来,也在同时赶走自己孩子的未来。这很讽刺。

这是中国城市化高歌猛进背后的畸态,个中的苦涩和心酸王德志不想说,但记者体会得到。

今天的王德志已经少了当年办学时的理想化。现实告诉他,通过学习来改变“阶层”的上升通道,只是在理论上还存在。二三十年后,孩子们中也许会出那么一两个博士、科学家、官员,甚至还会有几个老板,但绝大多数依然还是会重复父母的工作和生活。如今,他只是希望这批孩子在通过自己的劳力维生的时候,能有一些起码的尊严。

王德志必须要面对的是高年级的孩子们。刚办学的时候,有名官员告诉他,市里的政策会变的,将来的公立学校会接收外来务工子弟的。五年过去了,市政府到底是出台了一个“初中按居住地接收学生”的政策。但在金领和白领拿着赞助费都挤不到一个就读资格的当下,这个政策对王德志们来说只是一弯镜中月。好在大兴的一家职业中专同意接收这里的毕业生,王德志多少有些欣慰——

既然大部分的孩子未来还是打工的命,高级技工总比纯靠体力要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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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呐喊,打工春晚的火爆逻辑

如今,新工人艺术团还在定期为打工者义演,受外地工友邀请他们还进行过全国巡演。他们把自己的“阶层意识”编入到歌舞、相声、小品中,比如《咱们工人有力量》,比如《黑心老板欠工钱》,比如《谁在贡献中国经济成长》,自然是得到了打工者们的欢迎,但有时候也会遇到麻烦。

当小品中正在讽刺老板出尔反尔时,坐在前排的老板像被电击一般跳上舞台,手臂一挥吼道:“别演了、别演了”,顿时电闸一关,舞台暗了下来。类似的经历,他们前两年碰到了不少,尤其是当他们名气越来越大,老板们有的干脆给他们闭门羹,有的在邀请前要求审查节目。王德志对越来越歌舞升平的演出渐渐失去了兴趣,舞台也渐渐转移到了“社区”。

王德志所说的“社区”,指的是收入最低的外来打工者聚居的地方。

和王德志的交谈中,记者能很强烈地感觉到他用词的“考究”。比如,在交流之初记者用了“农民工”这个词。为了淡化“民工”这个词引起的歧视,世纪之初官方创造了“农民工”这个中性词汇,但王德志仍然认为这个词汇“不讲究”,他更坚持用“工人”来表述这个群体。和记者“谈判”之后,我们都才勉强认可“打工者”这个称谓。比如王德志所谓的“工厂”,其实专指的是“以体力和简单劳动进行生产的劳动密集型私营中小企业,以及建筑工地”。比如,老板就单指民营企业主。而他所谓的“阶层”,也早已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语境下的“阶层”了。

相比用词的“考究”,更让记者“如履薄冰”的是,每当记者试图用老板的立场去启发接下来的话题时,王德志就会一改起初的平和,要么轻蔑、要么愤怒。“老板有什么可怜的?他的哪一分钱不是在我们身上赚取的?”“不排除有个别的老板很善良,但我们说的是这个‘阶层’”。

——是归咎于他的“阶层局限性”,还是因没有这群人的人生经历而无法“感同身受”?记者至今依然无法释怀。

谈及“打工春晚”,在作为操盘者的王德志看来颇有些信手拈来。

节目都是现成的,无外乎是再创作一两个新的;演员也是现成的,无外乎从外地请几个同行做外援;舞台是现成的,他们在金盏乡长租了一个仓库,改建成了能容纳300人的剧场;观众更是现成的,不担心空场,只怕容纳不下。孙桓无意提到请崔永元客串,因为央视的那么多主持人里他们只和崔永元对过话。但只是一个创意而已,没有谁抱多大希望。孙桓在微博私信里向崔永元发出了邀请,当收到回复“如果没有更重要的活动,一定来”时,他们依然认为这纯属“礼貌性的回绝”。

直到演出举行前的一天下午,崔永元真的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才相信,崔永元真的来了。

事实上,崔永元竟真的是推了一场“更重要的活动”来主持他们的春晚——这天,他缺席了中国慈善年会。本来,他应该作为传播公益的先进典型,在官员和明星云集的会场里接受致敬,获得奖杯。而这个消息,王德志还是从一名记者的嘴里得知的。

“感谢崔永元,他的主持让这台春晚的曝光度增加了一倍。但他不来,这台晚会照样会办,也会受到关注。”王德志很是自信。

采访这天是龙年的正月十六,“打工春晚”的视频在网络上依然保持着一个月以来的高热度。采访的前一天,央视破例取消了延续二十年的“我最喜欢的春晚节目”揭晓,此前有无数网友提议将“特别奖”颁给王德志和他的新工人艺术团。

王德志不是记者此前在脑海里想象的那类打工者:他没有标新立异的“文艺范儿”,和院子里的工友们住在一起,一点也不出类拔萃;但他也不和时代脱节,始终触摸着社会的脉搏,比如上微博、下应用,家里最好的电器就是那台25英寸的电脑。他从筹备开始就坚持视频转播晚会节目,他也时刻关注网友对这台晚会的评价。

“网友和我们这个群体几乎没有重合,他们关注‘打工春晚’,不是因为我们的节目有多精湛,也不是因为讲出了他们的心声,而是因为他们同我们一样也是草根。他们在喝彩,草根也能以春晚的形式发出属于这个阶层的声音。他们只是在表达一种声援。”“打工春晚”网上的火爆更增添了王德志的纠结。同为草根的网友能借助互联网来发出声音,而这次王德志能引起关注,只能算得上是“搭车”。他们自己喉咙里发出的呐喊,公众听得到吗?

所以,他们很重视每一次可以发出声音的机会。团队里有专人负责对外联络,只要是媒体的采访,他们都尽量地配合。“打工春晚”火了后,不少电视台向他们索要节目,王德志一边接受本刊的采访,一边用刻录机复制着光盘。

这也许就是他们将网站取名为“大声唱”的原因吧。

关于打工者的产业链、力量和价值

有了香港乐施会从2002年开始提供的那笔每月2000多元工资,王德志和他的哥们儿们已经不再靠打工来填补衣食所需,而工作却安排得更满:靠版税作为前期投入的小学现在已经能自我循环,但还要日常管理。他在散落于京郊的好几个“社区”开设了“打工超市”,将工友们不用的衣物、家电搜集起来,分类清理后用极低的价格转卖给需要的工友。王德志说他身上穿的牛仔裤就是花7元钱买来的。挣来的钱,他还是用到“阶层兄弟”身上,比如办刊物、请人讲座和演出成本,以及工友们遇到困难时的资助和维权需要的开销。他们还在乡党委申请设立了工会,相比“工厂”里的工会,这种构架更能发挥实际的作用,工会每周都会开展活动。他还是好几个乡镇街道的劳动纠纷调解员,时不时地处理很多基层政府劳动部门棘手的劳资纠纷……

直到此时,记者才意识到,王德志已经不再是“打工者”,而是一名“社会企业”的经营者。“社会企业”不是NGO,也不是企业,而是商业领域之外的一类社会组织。它为了一个具有公益性的社会目标而设立,借用商业的逻辑和模式力图盈利,但盈利又全部反哺到组织中,以在更大范围里实现设定的目标,由此循环。

记者丝毫没有怀疑王德志在这套商业逻辑和模式背后的个人收益。因为记者眼前的是锅里还没有喝完的白萝卜汤,是旁边盆里泡着的几片腐竹,是窗外他闺女冻得通红的脸蛋,是这间用区区1000元就能翻天覆地的陋室。

王德志承认自己已不是“打工者”,但他坚持自己还是“工人阶层”。他的根还在这个阶层,他和他的哥们儿们当下所做的一切,就是希望能让这个阶层获得最基本的自重和尊重。

这是一个被城市遗忘的院落,没有轻轨、没有公交车,在路边等上半小时也拦不上一辆出租车。通过呼叫台从首都机场T3航站楼调来了出租车,才意识到原来这里如此毗邻机场。回到王德志的家里等车,却喜欢上了他的书架。从《列宁选集》到《领导人谈工会》,从《乌有之乡》合订本到整齐的《南方周末》,于建嵘、刘瑜、李昌平、雷颐等人的书也占据了不小的位置。套用王德志的逻辑,记者明白了是谁在让咱们工人有力量…… 

记者手记:

回城路上,一架架飞机从头上矮矮驶过,仿佛跳起来就能抓住。王德志曾告诉我,“社区”里的不少工友都参建过这座机场。都说机场是梦想起飞的地方,可这座规模亚洲第一的豪华机场愿意去承载他们的梦想吗?尽管他们为此辛劳过,尽管他们近在咫尺。

城市近了,华灯初上,耳边也重拾了暂别的喧哗。收音机里主持人正在抱怨这座城市又在面临一年一度的“民工荒”。小孩等着保姆带,蔬菜等着司机运,早餐奶等着小红帽送,街道等着环卫扫……

王德志送我上车时的挥手,和他怀里冻得像红萝卜一样的闺女又浮现在我眼前。难道我们只该在春节前后才有机会去发现他们的价值?

  编 辑 胡 茜

E-mail:mengdanh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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